钟意不知道的是，此时钟石躺在旅馆的床上，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怎么在九月份从日本的资本市场上大捞一笔。
八五年的9月22日，美国、日本、联邦德国、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，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，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的贬值，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。因为这个协议是在广场饭店签署，所以这个协议又被称为“广场协议”。
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都是由外汇引起的，例如九二年的英镑危机，九七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和九九年的卢布危机，这些都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货币币值不对等，被嗜血的国际投机资本盯上，继而在外汇市场上兴风作浪，最终影响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。
正是有了这些前车之鉴，所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外汇市场的监管和干涉，使得进入21世纪后所爆发的经济危机不再以货币危机为主，转而集中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信用体系上。
无论是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外汇市场，还是以信用等级为主的债券市场，又或者是以预期盈利和前景展望为主的股票市场，都有大把的赚钱机会，当然，亏损的风险也同样存在。
在资本市场没有常胜将军，就算是“股神”巴菲特，也有看走眼亏损的时候。因此，重要的不是你如何去暴富，而是如何生存下去，稳定的投资回报远比大起大落的收益波动重要。在美国，企业的共同基金投入到股市中，购买那些蓝筹股，每年都有稳定的收益，等到雇员到退休的年龄，其在共同基金中积累起来的退休金足以让他晚年无忧了。
不过如果只是跟随指数走，安安稳稳地收获，就不会诞生这么多的传奇了！
尤其是在资本市场，一夜暴富的神话远比稳定的收益更吸引人关注，更让人顶礼膜拜！
金融衍生品的出现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！
所谓金融衍生品，是指以货币、债券、股票等传统金融产品为基础，以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为特征的金融产品。衍生品按照产品形态可以分为远期、期货、期权、掉期四大类型，而按照其标的物分类，则可分为股票、利率、汇率和商品等类型。
衍生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杀伤性？举个例子，某人以10%的保证金率买下一手标的价格为100元的期货合约，这手合约就只需要此人10元的资金，若该手合约在市场上价格波动了1%，那么它的价格就变成了101/99，而变动的1元对于交易者原来的10元来说，就是10%的价格变动。
在后世的华夏股市，10%的价格变动就意味着某支股票一天价格波动的极限。而在期货市场，这仅仅是1%的变动而已。
现在钟石手中的资金满打满算也只有三百万港币左右，按照官方的汇率也只有一百多万左右的人民币，按照黑市的汇率，连一百万的人民币也不到。用这点钱去和国际大鳄玩，恐怕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就算是在香港这个金融中心，这点钱投入到股市中也好像是泥牛入海，连个浪花都不会冒。
所以钟石要借助于金融衍生品这个大杀器，才能够在短期快速地积累起财富。
通过廖承德收集来的资料，钟石得知现在在美国已经有了日元期货和期权，这无疑让他的计划又向成功近了一步。
在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，有个全球最大、最多元化的交易所—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（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，CME），里面聚集了大部分的日元期货交易，每张日元期货的交易单位约为一亿两千五百万日元，初始保证金约在三十万日元，交易1、3、4、5、7、9、10、12月份的日元期货。
当时三十万日元折合港币大约是九千元，按照钟石现在的身家，可以买到数百张日元期货，不过钟石并不打算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到其中去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稍微一个日元兑美元的反向变动都会使他损失惨重。
“广场协议”后日元的升值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，在之后的八六年和八七年，日元都在缓慢地升值。日本政府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因为本国货币升值，从而对出口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的现象出现。
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钟石也有意在两年期的日元期权上博一把。（期权以后介绍）
不过现在的问题，不是在大洋彼岸，而是如何能在九月份去香港。
八十年代的大陆，要去香港有两条途径，第一条自然是正规的渠道，就是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去香港；第二条就有点见不得光了，那就是偷渡去香港。
虽然现在在粤东的边防军不再开枪射杀偷渡者，但钟石想都不想就否定了这条路，华夏大陆在以后发展得只会越来越好，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冒险。
既然不会偷渡，那么只能以旅游的名义去香港。不过这年头去香港旅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首先要有香港的亲戚，然后还要有外汇兑换券，然后才有可能在旅行社报上名，远不像后世那样方便和容易。
当然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就是单程证。不过现在的钟石也没考虑过这个，毕竟单程证是单向，而且不容易获得。在这个时候，单程证已经成为了某些权贵的敛财手段，不过以钟石现在的人脉和关系，还接触不到这批靠“双轨制”发家的人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