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9月，不得已，我上了“高五”。
班主任找到我，让我当班长，我坚决拒绝了。高中上了四年，已经当了三年班长了，现在再也没有那个自信和兴致了，自己屡考不“中”，那还有脸当集体“一把手”。
望着如山高的试题和书籍，晕，真晕。
平时老师上课还好，还能集中注意力听讲，但一到做题，胸闷、心慌，看看大家，望望窗外，满脑子全是父母在田间辛苦劳作的身影。“明年再考不上怎么办，明年再考不上怎么办”？自己也感到，压力已经变成了阻力。
1993年高考，我考了328分，与提档线擦肩而过，连录取的机会都没有。后面也收到过几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，一看3000元至5000元的高额学费，家人不敢想，我更不敢提。
唯一的出路就是——复读。当时自己是全村第一个上了县里的最高学府——县一中的，考不上没退路，考上了也是农村娃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。要出路，无退路。行，得上，不行，硬着头皮也得上。可惜，到了第二年政策变了，大学变“双轨制”了，原来上大学包学费、毕业包分配，一改不得了，什么也不包了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永远踩着改革的尾巴，稍快一点儿，你享受的就是改革前的政策，稍慢一点儿，那就是放开、搞活。现在面临的不仅是考不考得取，还要面临即使考得上也上不起的挑战。我上大学了，弟弟、妹妹上学怎么办？
煎熬、烦恼，烦恼、煎熬，结果可想而知，那年高考再次失利。
“爸，我不想再复读了，我想为家里干点活儿。”我低着头，臊着脸说。
“那不可惜哟，咱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再坚持坚持吧。小儿”父亲也有点无可奈何。
“我真的不想再上了，我心里没底。”
“在家务农有啥出息呀，爸的唯一指望就是你能吃上商品粮。那是你一辈子的事。你上学不是给我上咧。”父亲有点火了。
“在地干活儿不是一样生活。”我忖度着父亲的心思，小心意意地抗争着。
“你会干啥呀，你说吧，你会干啥！”父亲彻底生气了，他感觉他曾经向往的那个有彩色光影的肥皂泡，现在处在一触即破的边缘。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也不敢往下说了，再说就要挨吵了，从小就知道父亲有心脏病，家里人尽量都不让他生气。也是自己没有本事，何必再惹老人动怒。
母亲不怎么识字，孤立地站在一旁，也不知道怎么帮腔儿。看着父母黑瘦的身躯，想想他们为我的付出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，酸也有，委屈也有，但更多的是不甘。
再次复读要600元复读费，家里实在太拮据了，我也没敢向家人要，就委托同学找他在学校的亲戚说了情，先缓一缓。但终究不是办法，一个月人家催了两次。那怎么办？只能硬着头皮，先赖着吧。
那年国庆节刚过，父亲骑了30公里的洋车来到了学校，像往常一样给我带来了这个月的咸菜和豆酱。这些都是母亲亲手酿制的，为了让我吃好，她还变了法的做着各种酱品：西瓜酱、黄瓜酱、西红柿酱……这可是我的重要下饭菜，每顿再要上一份5分钱的冬瓜，这样，粮票用自家产的小麦置换，一个月的菜钱就可以控制在10元以内。
“你想不想去当兵？”父亲试探着问了一句。
“啊，当兵？我还没想过，那这学不就白坚持了吗。”被父亲冷不丁一问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
“你再考虑考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