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大年初六，我就在思量着怎么才能联系上我那帮日思夜想的老同学，我那些同寝室的好友。上学时，有的去过他们家，由于大家都是不同乡镇的，去过的路线也早忘记了。
试着先找焕林吧，焕林家是万古乡的，他在我们中间年岁稍大，处事稳重，上学时我们都唯他马首是瞻。
我们县比较大，有23个乡镇，因为一直求学，周围的村都很少去，别说是其它乡镇了。有的村镇听都没听说过。有的叫法与写出来的字完全是两码事。比如武安寨，家里人都叫它万寨，把武安的拼音连起来读了。没去过也要去啊，想念老同学的劲压不下去。我向父亲问了万古的大致方位，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。
大概骑了十几公里，到达了万古乡的地界。一问路人傻眼了，前面的路到达不了，要到达焕林家那个村，不但要折返一大段路，而且要绕小路。这可如何是好，眼看中午了，再想想即便找到了，在不在家呢？等一下怎么返回呢？感觉前面的决定做得太仓促了，等回去找找看谁家有地图再说吧。无奈无获而返。
回到家心情极度不爽，百无聊赖地打开家里的14寸黑白电视机，看起了电视节目。这台电视机也有年头了。记得是父亲带我去集镇卖家里收获的棉花，用卖棉花的钱买了这台电视机。回来父亲母亲还大吵了一架，觉得种点棉花不容易，又得打药，又得除草，既要掐尖，还得摘花，辛辛苦苦几个月才卖一丁点钱，却拿它买这么个玩艺，不值当。我们家里没有其它营生，收入全靠地里庄稼，也难怪母亲急，这下家里又得过紧日子了。
“今天是XXX母亲的70大寿，请收看XXX为他母亲点播的歌曲。”一则点播节目使我眼前一亮：我也去点一首歌，如果他们任何一个看到了，不就联系上了吗。这个办法好，我兴奋得拍起了大腿。
歌是在电视台播的，点歌的地方应该就在电视台。第二天，我带上积攒的剩余不多的津贴费，骑车就去了县城。东问西问，终于找到了电视台，到了二楼负责点歌的地方。
“同志，我想点歌。”我战战兢兢地问。
“先写个点歌单。欸，在那里。”负责人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台子，头也没抬又继续与别人聊了起来。
“刘焕林、陈广涛、朱林富、姬自亚、张鸿运、莫生辉、和留星，TOT寝室的同学们，在此新春佳节之际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家庭幸福，万事如意。”我把点歌单写好，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地址，交给了那个负责人。
“这个不行，TOT不能写。”那个负责人有点不高兴了，“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什么组织呀。”
“不是，这就是上学时我们寝室的英文简写，202寝室，就起了名字叫TOT。”我力图他能同意。
“不行，电视台有规定，万一是个组织，点歌不成了串联发信号了吗。必须去掉。”他很坚决地说道。
“好，好，我改。”能点歌才是目的，不让写就算了。
“多少钱？”我想着应该不会很贵。
“50块钱一次。”他说得很自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