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德华·詹纳提着手提箱下了邮车之后，有些迷茫地四处望了望。他的仆人将大件行李搬下马车。没等他看清楚四周，一块牌子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上面写着他的名字。
“詹纳先生？”举牌人是一个打扮入时、长相斯文的少年，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询问。
詹纳有些诧异；他知道有人会来接他，但他以为会是一个杂役，但现在看来更像一个家境不错的年轻学生。
“是我。你好。”礼尚往来，他也用上了有些生涩的法语。
“你好！我叫皮埃尔·卡巴尼，在王后图书馆工作，也是你今后的助手，”学生热情地说，“我来接你到凡尔赛。”
詹纳注意到他提到“王后图书馆”时脸上一闪而过的自豪，就好像提到的是什么学术协会一样。
“是到凡尔赛宫吗？”
“就在凡尔赛宫旁边的凡尔赛镇。那是我们未来工作的地方。”
结果，才刚搬下的行李又被搬上了另一辆马车。
詹纳发觉他颇为喜欢这个学生。他们都会一点对方的语言，因为专业缘故还都学过拉丁语；结果就是他们的对话让一旁的男仆完全云里雾里——那是三种语言的奇异混合。配合上手势和表情，对话居然进行得非常顺利。英国医生不由得对自己的法国生活又多了几分信心。
他自己已经够年轻了，这个学生则更小，不到18岁，但已经独自在巴黎生活了两年——带着一个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仆人。
“在布里夫学习的时候我天天跟老师作对，父亲大伤脑筋，干脆把我丢到了巴黎，让我吃吃苦头。”
“我原先的理想是做一个诗人，而父亲一心想让我当医生，因为收入更高、更稳定。我一直不愿意，但是自从被朋友带去王后图书馆之后，接触了一些医院的学生，我发觉医学也很有趣。而且，你知道，很有意义。我想我说不定可以同时兼顾，比如说，做个诗人中最好的医生，医生中最好的诗人。”
詹纳不由得笑起来：“我14岁就给一个外科医生当学徒了，还真没有想过别的。”
“那如果你有机会做点别的呢？”
“嗯……”詹纳看着道路两旁的树林和穿梭其中的飞鸟，“或许我会研究动物学。”
卡巴尼又问起了詹纳到法国之后的感受；詹纳的回答不算有新意。对巴黎，他称赞的是美丽而整齐——自太阳王以来，法国国王一直有对城市进行统一规划的传统。他没有提到脏乱臭的街道，因为在伦敦，情形也差不多。
“港口的建设比英国要好得多。还有灯塔。对了，我敢说道路也比英国要好。”
“是吗？可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的。”
“哦，去了英国你就知道。从敦刻尔克港过来的一路上，我发现连许多小城镇之间，都连接着漂亮的大路，行人却非常稀少。在英国你根本不敢想象。只要走的人稍微少一点，政府就不愿意出一分钱修路了。”
“实用主义，这样挺好的。”卡巴尼说，“我们这儿常有人指责政府修这些路华而不实，是在胡乱花钱。”
在道路对经济的作用还没有那么显著时，修路的目的通常是政治的。法国（相对同时代其它欧洲国家的）集权主义和大政府主义为修建路网提供了动力。如果要在欧洲找到先例，那大约是罗马——为了巩固不断征服占领的新领土，他们需要优秀的路网。在东方，中国也是个好例子；虽然这一点有时国人不太注意，但反推即可知，以中央集权制长期稳定地维持偌大疆土，没有好路网是很难做到的。
而只要是后世人，都知道畅通的物流对经济发展多么重要。
有时玛丽不禁会感叹：此时法国明明有一副相当好的牌，却偏偏还是打输了。
他们坐的马车到达风景秀丽的凡尔赛镇，在幢公寓门前停了下来。
“这是王后陛下为你安排的住所。除了你，还有许多学者和学生租住在这几栋楼里，闲暇时大家还会串门。我和你住在同一栋楼，在第三层最左边那一间，所以，随时欢迎你来找我。”
房子比常见的尺寸还要宽敞一些，有一大一小两间起居室。每层楼都有一个公用洗手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