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沥川的屋里足足坐了两个半小时，给他详细解释谢灵运的每首诗。开始，我还以为是工作需要，渐渐地有些怀疑他不过是拿我消遣。最后，我又困又饿，当着他的面打起了呵欠。
他一直不停地用铅笔在我的译稿上做记号，很少抬头。听见我打呵欠，终于问了一句：“怎么，昨晚没睡觉？”
“睡了。”我这样的天才，用得着拼命求上进吗？用得着为工作熬通宵吗？
他又问：“那你，吃过午饭了吗？”——我进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一点了。
“……还没。”我实在饿得不行了。
“今天就工作到这里。”他收起笔，站起来，走到门口替我开门。
我跑到门外的小吃店，胡乱地吃了个葱油饼，然后回房洗了个澡，倒头就睡。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，没人找我。
我起来出门散步，在走廊上遇到了制图部的小丁，其实也不怎么认识，便约着一起到餐厅吃饭。吃完饭我问他：“小丁，我很少去制图部里玩，不好意思，你叫丁什么？”
“丁春秋。”
他说完，研究我的表情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古怪？”
“丁春秋，挺好的名字呀！《左传》不是就叫《左氏春秋》吗？”
“你不看金庸？”
“不看。”
他和我握手：“安妮，你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个不被武侠小说腐蚀的女孩。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。”
我捂嘴偷笑。原来，是怕人家说他是“星宿老怪”。
“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？”我的眼光越过他的身子，扫了一眼餐厅，看不见几个CGP的人，也不见沥川。
“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，几位老总跟着沥川先生去了现场。我们很紧张啊，截止期很快就到了。现在是把两个月前的工作全部推倒重来一遍，却必须在十天之内完成，还要夺标，大家都忙疯了。”
我发现CGP的人喜欢称沥川为沥川先生，而不是王先生。因为公司里有五个人姓王。不过，说实话，我没觉得沥川很忙。都是什么时候了，他还在研究谢灵运。
“那么，到现在为止，方案可有眉目？”
“沥川先生要画的图已经出来了好几张，重要景观的效果图、主要视点透视图的手绘稿已经出来了一些。交通和景观的分析图由江总和张总来做。总平面图、鸟瞰图、空间竖向设计、空间构成剖面图这几样还没出来。最后他还要写文字案：创意说明、功能说明、经济指标说明等等。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不过是些后期渲染工作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不过，这事儿真说到救场，也只能找沥川。他是出名的快手，从不拖延时间，还经常提前完成设计。有他在，我们的心放下了一半——只看他身体受不受得了这么繁重的工作。”
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：“身体？他身体看上去挺好的啊。”
“听说是滑雪受了伤，加上他严重贫血，本来就难得好。江总打电话去请他的时候，他还住在医院里。这两天一忙好像又加重了。本来他说，设计完成之后要和大家一起做建筑模型，现在江总说什么也不敢让他干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做模型要用裁纸刀，万一他不小心划伤自己，止不住血，就麻烦了。”
我从没听说沥川贫血。我和他相处的那段时间，他就只生过两次病。一次是肺炎，住院了，不过听他的口气，是医生小题大做。一次是发烧，吃了几颗银翘片，还是我逼他的。他平日看上去精力充沛、脸色不算红润也绝不苍白，没有半点贫血的样子。
我还想继续询问，小丁却在看表：“不能和你聊了，我得忙我的去了。”
我回到房间，继续躺在床上，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焦虑。紧接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看号码，是张总。
“安妮，你还在宾馆吗？”
“在。”
“能去机场接两个人吗？外国人。”
“能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踊跃。我是这里唯一的翻译，又是最闲的，我不去谁去。
“是这样，来的人是王先生的哥哥王霁川和一位法国设计师，名字叫René。王先生本来打算亲自去接机的，可我们现在还在现场勘测，赶不回来，所以麻烦你去接一下。房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“航班号和到港时间是——”
“王先生说，他把班次和时间打印在一张纸上，就在他的办公桌上，走的时候忘记拿了。只记得好像是六、七点钟到温州。我刚给保安打了电话。你可以到服务台去领一把备用房卡，把那张纸拿出来看清楚，再去接人。”
我一看手表，五点四十。时间紧迫。我关掉手机，到服务台拿房卡，打开沥川的房门，找到那张纸，回屋匆匆忙忙地换了套像样的衣服，化了妆，拿了我的手袋，就打出租车去了机场。
冬季的温州，天黑得很早。
机场十分忙碌。
我在巨大的电子公告栏里找到了接机的航班号，发现因为天气原因，飞机在北京推迟起飞。所以我至少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。
我买了一本杂志，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来，打发时间。
等了一个小时，我又去看告示牌，飞机还没起飞，不过，预计起飞时间变成了十点，意味着十二点才到温州。我有些后悔出来的时候没带电脑。里面有不少电子书，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打发？
烟瘾发作了，我到商店买了一包烟，跑到大门外的一棵树下抽了一支。再回来，又买了一本杂志，一边看一边等。
九点钟的时候，我跑到门外抽第二支烟，手机忽然响了。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“喂？”
“安妮。”
听见这个声音，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。
“……王总？”
“飞机晚点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预计什么时候到港？”
“十二点。”
“不用等了，先回来吧。”
“不回来，这是张总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“我是张总的上司。”
“如果我回来，客人到了谁接？”
“不用接，可以坐机场巴士。”
“机场巴士？王总，我们中华民族是友好热情的民族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，我不能让莅临CGP检查工作的外国专家受此冷遇。我，谢安妮，要把公司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执行到底。”我公事公办地答道。
电话那一端，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“候机厅的咖啡馆。”
“为什么我没看见你？”
“……我在洗手间。”
“把烟掐了，过来见我！”
沥川的声音，无论说什么话都好听，嗯，这么凶的口气，真是少见。
为了防止他闻到烟味，我在身上喷了浓浓的香水。沥川坐在轮椅上。瘦削的脸，纯黑的西服，浅蓝的衬衣，条纹领带。咖啡馆里所有的女人，无论老少，都在偷偷地看他。
沥川不喜欢轮椅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用，我从没在任何公共场合见过沥川坐轮椅。
我“Hi”了一声，走到他面前的沙发上，坐了下来。
他的面前有一杯柠檬茶。显然是我的香水呛着他了，他背过身去，轻轻咳嗽，然后说了一声“Excuse me”。
我在心中暗笑。沥川还是老毛病，无论是咳嗽、打喷嚏或借道，都会说“Excuse me”。有时候他去提款机提款，点错了一个键，都会对着机器说“sorry”。
“想喝点什么？”他问。
“咖啡。”
“两份奶两份糖？”
六年前，我喜欢的咖啡带着浓重的奶香，很甜，很腻。
“黑咖啡，无糖。”
“Irish cream（译：爱尔兰奶油） or Noisette（译：榛子味）？”这是沥川和我在一起时，我最喜欢喝的两种味道。沥川不说“hazelnut”，非要用法语“Noisette”。
“Columbian，please（译：请给我哥伦比亚咖啡）.”我现在改喝味道最浓，最本色的那种。
真是样样都变了。
他转动轮椅，去买咖啡。付了钱，请服务小姐给我端过来。
我没戴眼镜。瞪大眼睛看着他。他的脸离我很近，反正也看不清，我毫无顾忌地凝视着他，好像他是外星人。
“So，”他说，“你很近视？”
“有一点，不严重。”
“好久不见，小秋，”他说，声音是虚幻的，“你好吗？”
“挺好。你呢？”
“也挺好。”
“难得来中国，没顺便带夫人一起过来？”我问。
“一向单身。”他看着我的脸，“你呢？”
“个人隐私，无可奉告。”
屏蔽。
显然被我这句话打击了。接下来，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
我也一言不发。
他不开口，我也不开口，就这么僵着。
整整一个小时，我们好像两个陌生人，各喝各的饮料，谁也不说话。
终于，我先开了口：“沥川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”
他怔了怔，想不到我会有此一问。过了好久才说：“公干。”
“那你，什么时候离开北京？”
他又想了好久，敷衍：“公干结束。”
他的样子很不自在，握着茶杯的那只手几乎要把茶杯拧破。而且，脸崩得紧紧的，很局促，很紧张。我觉得，看他的样子，若再问几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，他就会立时昏倒在我面前。
也罢，不为难他了。我笑了笑，继续说：“那么，请问，公干期间，你和我是什么关系？”
朋友？熟人？同事？上、下级？总之，肯定不是恋人。
“我们之间，是工作关系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。工作关系。
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心烦意乱不想接，直接打开挂掉。
过了半分钟，手机又响了。
我只好打开：“喂？”
“我是萧观。”
“萧总？”
“今天我去了CGP，艾玛说你去温州了？”
“是啊。”
“有个拍卖行要出一本手册，偏巧心如病了，活我已经接下来了。能不能帮个忙？我出双倍译酬。”
“什么时候要？”我掏出我的记事本，看时间。
“月底行吗？”他说，“你先办完温州的事。”
“多少页？”
“五十页。”
“很多古文？”
“全是。”
“好吧。”
“谢谢。”
我打算收线，不料他又说，“安妮，上次是我唐突了。请你不要介意。我和艾玛以前有很深的过节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