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CGP,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已开始过节。街道上“大清仓、大甩卖”的喇叭一声高过一声。每个门面都张灯结彩。路上的行人是悠闲的,穿着亮眼的服装。

我忽然意识到,那天去机场接机竟是圣诞的夜晚。没有任何人提醒我,所有人都忘记了。是的,来温州出差的都是CGP的中年骨干,在他们年轻的时候,圣诞还不是一个中国的节日。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春节前结束这场战役,拿到丰厚的年终奖,回到妻儿的怀抱。为此,所有的人都猫在这个孤零零的高级宾馆里,隔离尘世,忘我工作。

我自然也不例外。这三天我都在房间里翻译各种图纸和文件,每天平均睡眠不到四个小时。时至今日,百分之八十的图纸和设计说明都已出来。成卷成卷地堆在我的床上。沥川的设计任务最重,速度却最快。当然最后几张是霁川根据他的草图重新画过的,毕竟是兄弟,配合得天衣无缝。甚至于两人的英文书写体,都看似出自一人之手。

C城改造的主体建筑是座落于西城区山角下的C城大剧院,属于清涟山庄的主建筑之一。也是总投资中耗资最大的建筑。江浩天的原设计是开放式的玻璃结构,远远看去,像自由女神的头冠,或者说像一朵怒放的葵花。就连我这个外行一看,都觉得十分醒目亮眼。而沥川的设计却是封闭式的钢结构壳体,很简单,看不出什么具体的形状。有点像颗巨大的鹅卵石,带着天然的水纹。上面是异常光滑的玻璃表面,浅灰色,像一面镜子倒映出天上的云彩。而剧院周围的一大圈附属建筑,也是类似“小卵石”般的设计,从鸟瞰图上看,就像一排散落在海滩的鹅卵石,又像银河中的行星,自然而神秘、典雅而恢弘、与周围的山水融成一体遥相呼应,体现了他一向倡导的生态、环保和节能理念。我十分喜欢,觉得虽不如江总的设计那么打眼,却有一种返朴归真之趣。

可是,不看好这个“鹅卵石”的大有人在。人们在背后给剧院起了个外号叫“石头”。吃饭时我听见几位设计师悄悄地嘀咕,说沥川从来不是POMO,为什么这一次变得这么后现代?又说招投标办的负责人谢鹤阳固执而古板,相当不好打交道。他会接受后现代方案吗?此外,CGP最强的竞争对手是迦园国际的首席设计师田小刚,著名的古典园林设计专家。他其实是江浩天的师兄,出道早,名声大,对江浩天的风格了如指掌。上次厦门工程,他的设计以一票之差输给了CGP,这回铆足了劲要来报仇,不惜花大价钱偷情报。

标书要求所有的文件必须是中英两份。直到三十一号的早上,我才完成了手中所有的翻译。之后,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检查、修改、润色,然后交给江总复查,再由江总交到绘图部打印。

交接了手上的工作,终于可以松一口气。我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碗敲鱼汤,薄薄的黄鱼片,伴着切成细丝的香菇和火腿,一碗下肚,脸上的汗气就出来了。我想起了沥川。沥川喜欢吃鱼,也喜欢喝汤。广东人的鱼片粥他也很喜欢,不知道他尝过敲鱼汤没有?我跑到厨房去问厨师敲鱼汤的作法,才知道要做得好吃非常麻烦。最好一次做一批。管他呢,我拿只笔把食谱记下来,准备带回北京后好好研究,把它变成我的拿手菜。

可惜沥川还住在医院里。因为霁川怕他的伤口止不住血,又怕感染,硬要他留在医院里“观察”。病房屏蔽一切手机信号,但有专线可以上网。我知道沥川非常忙,估计像我一样,一天只睡几个小时。我给他发过一封简单的邮件,问他好一点没有。对于这个问题,他只字不答,回给我的只有三个附件,点开一看,是三张图纸。这是他来温州之后对我的一贯态度,公事公办、止谈风月。尽管如此我这颗被冷落的心里却有了一丝甜蜜。为了让我戒烟,他肯跳垃圾箱,我幸福都幸福不过来,还抱怨什么!

接下来,我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,五点钟时,张少华忽然打电话过来:“安妮,晚上资方的新年酒会,你参加一下。你能喝点酒吗?”

“能啊。”我除了烟瘾,还有酒瘾、辣椒瘾、孜然瘾,算得上五毒俱全。沥川不过是只发现了一样而己。再说,朱碧瑄的酒量那么好,作为她的下一任,我不能比她差太多吧。

“你守在王总身边,他不能喝酒,一滴也不能。盛情难却的时候,你替他挡一下,行吗?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其中有位谢主任,是关键人物。他有浓重的温州口音,王总可能听不懂。你翻译的时候小心点。”

我的脸一下就白了。我也听不懂温州话,不光我听不懂。听说在这里住了三年的外地人也多半听不懂。

“他的口音有多重?”

“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,你说会有多重?”张少华在那一头说,“他是行内人,王总的名字他听说过。”

“行!酒会几点开始?”

“六点整。我们上午才接到通知。你准备一下。我们这边就去四个人,江总、王总、我和你。你坐江总的车子,我去医院接王总。我们在酒店门口见。”

为了配合这次行动,我挽了一个小小的发髻,上面插了一根紫色的木簪,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旗袍。除了胸之外,我的曲线尚可。那旗袍紧紧地包着我,显得我瘦骨嶙峋。我想把自己打扮成楚楚动人的林黛玉,好让那些逼我喝酒的人于心不忍。

坐在江总的车子里我还在复习《温州方言大全》:“了了滞滞”就是“清洁干净”;“云淡风轻”就是“轻佻”;“勿俨三四”就是“不正派”……等等,等等。到了酒店的大门,我发现CGP的“头粒珠儿(温州话:老大)”——沥川和张少华已经等在那里了。

在正式场合沥川习惯穿纯黑的西装,手拿一根赤色手杖。黑色衬衣、黑白相间的领带,衬着他那张瘦长的脸、高高的额头、挺直的鼻梁和倔强的下颚,看上去十分硬派。其实沥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。无论外表看上去多么刚毅冷酷,他的目光非常纯净,不含一丝杂念。在他的眼眸深处,隐藏着一股近乎教徒似的虔诚和深情。

在这次参加竞标的设计师中,三十一岁的沥川最年轻、最知名。他在公共场合是著名的冷面郎君,寡言少语、非常矜持。所以我看见沥川的时候,他的情绪和表现都已进入到了“公共状态”。他看见我,眼波微动,迅速恢复原状。

“二位没有久等吧?”江浩天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王先生的身体好些了吗?”江浩天上去和沥川握手。

“已经好了。”

在大厅的接待处,沥川在众目睽睽之下帮我脱下大衣,连同自己的风衣一起交给服务员。我有点不自在,觉得在场的很多人会误会我是沥川的太太。所以,沥川每次和人握手,我都不忘记上前解译:“我是安妮,王先生的翻译。”毕竟来的人都是业界同行,大家彼此相识。所以,很多人都笑着反问:“王先生中文那么好,还需要翻译吗?”

当然,也有几个人误会我是朱碧瑄,握手的时候叫我朱小姐。这回轮到沥川一个一个地解释:“这位是谢小姐,我的新任翻译。”

我们一路寒暄下去,一直走到靠近酒桌的地方,才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方脸男士,被一群设计师如众星捧月般围在当中。江浩天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,向沥川耳语:“那位就是招标办的主任谢鹤阳。”

谢鹤阳因为长得一张又黑又方的脸,外号“鞋盒”。当然,没人敢当面这样叫他。沥川拿了一杯水,在旁边慢慢地喝,见谢鹤阳身边的人散了几个,腾出点空位,才带着我快步而上,自我介绍:“谢主任您好。我是王沥川,CGP的设计师。”

“哦!王先生!”谢鹤阳从容而不失热情地和他握手,“久闻大名,缘悭一面。”他说的还算是普通话,只是话音里果然含着浓重的平舌音。沥川的脸上是客气的笑容,他略微迟疑了一下,我马上将这话译成英文。

“不敢当。”沥川回答,“外邦设计师,才疏学浅,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十分仰慕。”

我默默地看了沥川一眼,有些惊奇。不敢相信这极度斯文得体的句子,竟出自只认得九百五十个汉字的沥川之口。

果然,谢鹤阳的脸上露出更多笑容:“王先生过谦了。我年轻的时候,建筑界的泰斗王宇航博士曾应邀到清华讲学,陪同人员中,我忝在其末。听说他也是瑞士华人,不知王先生可否认识?”

“那是家祖父。”

“我记得那时,陪着王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长子王楚宁先生,我们年纪相当,相谈甚欢。楚宁先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,非常古雅,也是知名建筑师。”

沥川微微颔首:“那是家父。”

“王先生的一家是什么时候到的海外?”

“大约在清朝末年吧。”

“该不会是前清遗老吧?”一直站在谢鹤阳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忽然插口。

沥川淡淡地道:“不是。从宗谱上说,我们属于琅琊王氏,是纯正的中原血统。”

谢鹤阳道:“对了,我来介绍,这位是迦园国际的总设计师田小刚先生。”

“小刚,好久不见。”

“确切地说,是六年没见了吧,沥川,你怎么好像从中国消失了?”

“哪里,我的公司还在这里,需要的时候会过来照应的。”沥川顿了顿,又说:“谢主任,小刚是温州建筑师,占着天时地利人和。CGP虽是海外兵团,却同出自中华一脉。评审的时候,谢主任不会厚此薄彼吧?”

谢鹤阳哈哈一笑,连连摆手:“哪里,哪里!CGP有非常雄厚的设计实力,C城区改造将会成为温州对外开放的模范工程。我们非常欢迎海外公司参加竞标。放心放心,竞争绝对公平。”

三人在一起寒暄了十分钟,谢鹤阳便被另一群人围住了。我在一旁翻译,只觉得唇焦舌燥,便到一旁的酒台上找饮料。沥川一路跟过来。

“纯正的中原血统?”我调侃,“五胡乱华之后,还有什么血统是纯正的?”

“吓唬人而已,纯正是真谈不上,”沥川说,“比如我外婆就是地道的法国人。”我看着沥川脸,心中释然。难怪沥川既有一副十足的国人长相,又有异常分明的面目轮廓。

“那个田小刚来意不善。我怕他与谢鹤阳有什么暗箱交易,听说这里不少官僚挺腐败的。”沥川又说。

“别担心,政府现在对违法乱纪查得很严。这么大的工程,多少人拿眼盯着。真有什么腐败查出来肯定全军覆没、满门抄斩。”沥川看着我,一脸疑惑:“什么是‘全军覆没’?什么是‘满门抄斩’还有……什么是‘天灾人祸’?”

“天灾人祸?”

“那个谢主任不是说陪同的人员中有天灾人祸吗?那句话我没听懂。”

“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?”

“你的翻译我也听没懂。”

什么?怎么可能?我几乎要跳起来:“为什么听不懂?难道我翻得不对?辞不达意?”

“不是不是……你这旗袍真好看,我吧……有点走神。”

我叹了一声,说:“不是‘天灾人祸’,是‘忝在其末’。这是谦辞,他说他自己虽不够资格,但也在陪同之列。”

“好吧。回去记得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。”

难怪沥川需要翻译。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,看来他不要翻译还真不行。

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台旁边。

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。放眼望去,整个大厅人头涌动,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。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,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:“小秋,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?D.H.Lawrence吗?”

“不是。你对这个感兴趣?”

“我对英国文学一直感兴趣。”

“我做的是西苏,西苏和乔伊斯。”

“乔伊斯我知道。西苏是谁?”

“Hélène Cixous.”这是个法语名字。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,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:“Cixous是法国人。你不是英文系的吗?”

“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,和我同行。著名的乔伊斯专家。”

他点点头,接着说,“那么,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?”

“嗯。是不是很吓人?很前卫?”

“不吓人。你看,你是女人,我是残疾人。我们都算Vunerable groups(弱势群体),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”

我笑了,觉得这话挺逗。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,自称喜欢读high-modern的小说。我不禁又问:“你读过西苏?”

“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,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.(《美杜沙的笑声》)”

“我做的就是那一篇。”

他不相信地看着我:“不会吧。西苏是最提倡女性解放的。六年过去了,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没解放呢?”他连连摇头,“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,学问都白做了。”

“我怎么不解放了?我挺解放的!”我的嗓门高了,受到挑战了。

他不说话了,低头叹气。

“那你说说看,我要怎样做才是解放的?”

“我若说了,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?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六年前,我已经说了再见,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?”

“我……我又没发多少。”我喃喃地嘀咕,有点气短。

“一千五百封,算少吗?最短的三十个字,最长的一万两千字。全部加起来,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。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!如果我是Cixous,听说了你的举动,非羞愧死不可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,语气十分认真。

我深吸一口气,觉得有点奇怪。沥川对我一向体贴,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在今天,也就是除夕之夜,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。

“嗨,沥川,说说看,”我不动声色,“你喜欢读我的信吗?”

“还行……借助字典。”

“那不就得了。”我呡了一口酒,“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,包括女权主义。其实在中国,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有名词。”

“什么专有名词?”

“情圣。”他张了张嘴,又闭上,终于没话说了,只得转移火力:“讨论暂时结束。我想,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。”说着,他转身去帮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:“老太太,这个瓶子很沉,您放着,我来替您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