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殊情况,特殊对待,但同样的,不管是北方还是西南,边鄙州县之中,也不乏从事传统农耕的汉人,同样有官僚、地主占地,对于这些情况,自然要依新制,统归地税了。

那么问题来了,首先如何区分地主与土司,这几乎是无解的。对西南道州的税改至今还不满三年,但从开展起,便骚乱不断。

土司骚乱,地主诉苦,甚至两者联合起来,抗拒朝廷税政,以及部分的官僚也有意把水搅浑。作为既得利益者,为了维护自身利益,搞出什么动作都正常。

也就导致,短时间内,大西南骚乱不断,冲突急剧,甚至出现了朝廷调派的治税官吏身亡的情况。最终受到影响的,当然是地方治安以及朝廷的权威,以及那些只是安安稳稳接受剥削的小民们......

当初有鉴于西南局势的沮蹙,朝廷也大为震怒,尤其对于地方官府的不作为,为此,由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旸亲自签发制令,撤换、罢免甚至日常杀鸡般地拿下了好些剑南、黔中、云南、广西、安南诸道官吏,并责令道司,弹压骚乱。

朝廷施压,地方上也没有那么容易抗住,毕竟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很强的,各派地方势力方有所收敛,不过一月的时间,骚乱立止。然而,大乱止,小乱不已,在不断的牵扯对抗中,税改的进程自然耽搁了。

对于西南出现的那些乱子,中枢这边纵然不是心知肚明,也多少有些认识。如何破局,却让人为难,不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,只是不值得罢了。

因此,在赵普的提议下,朝廷秘使人往西南诸道去吹了吹风,尤其在那些汉夷杂处,宗族地主势力深厚的地方。

税改是朝廷大政,态度坚决,一以贯之,绝不可能妥协,各道州必须要完成土地清丈,朝廷将以此收取赋税......

虽然力量对比悬殊,西南发生的状况仍是地方与中央的一场博弈,“乡贤”们也不敢真与朝廷拧着干,中央的面子总还是要给一些的。

因此,经过之后约一年的时间,西南各道州陆陆续续将土地清丈结果上报户部,然后经由时任财政使的韩徽建议,以上报数目上增加两成计算收税。

当然,政事堂诸公们也明白,便是如此,其中仍有水分,但这也算朝廷与西南道州达成的一次妥协了。同样的,北边也是类似操作,毕竟作为边地,为了维持稳定,有一些特殊政策对待,也属正常操作。

当然,根本原因还在于,不论是北边还是西南,都不是朝廷开展税改的重点所在,那些地方,不管是成果还是恶果,都于大汉根本难有动摇。

如果说税改前两年,仅仅是作为试点地区的京畿、河南道等地是纷扰不断,抗拒颇多,引起多方争斗,令人侧目。

那么从七年后的雍熙元年再来看,进入改革深水区后,局面那才叫群魔乱舞,乱象纷呈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