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，头发稀疏，穿着件手绣的唐装，很齐楚，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。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，问她还要什么。老太太说：“年轻人，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。”
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。没有人吃，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。沥川伸出长臂，拿出餐刀，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，放到小碟子上递给她。又问：“您要不要水果？这里有西瓜和葡萄。”
“西瓜来几片，葡萄也来几粒。”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，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。
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，带着她，给她找了一个座位。
“年轻人，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？是受了什么伤吗？”老太太笑眯眯地问。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，除了他的腿。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，她的目光很不纯洁。
“是……车祸。”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。然后，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说：“我叫王沥川，是CGP的设计师。”
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，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。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。正这么想着，只听得“叮当”一声，她的假牙真的掉了！
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，沥川手长，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，轻声道：“太太，您在这里稍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，去了洗手间。
老太太倒是无所谓，瘪着嘴对我说：“小姑娘，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？”
“不是。老奶奶，我是他的翻译。”
没有假牙，她说话尽漏风：“怎么，他是外国人吗？”
“瑞士华人。”
“哦。他很可爱呀！”
“是啊。”
“难道你没看出来，他很喜欢你？他身体这么不方便，没有手杖都站不稳，你明明就在旁边，他也不让你代劳，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。”
我觉得，老太太这是在变相地批评我，于是赶紧解释：“王先生非常自信、也非常能干。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，会和我说的。”
“你奶奶我阅人无数，好人坏人、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。相信你奶奶的眼光，这绝对是个好男人。”
我心花怒放，笑得阳光灿烂。
沥川走过来，将洗干净的假牙放在杯子里递给老太太，顺手还递给她一张餐巾纸。老太太用纸掩了面，戴上假牙，向我们回首一笑，灿如白雪。
她和沥川握了握手，说：“我姓花，叫花箫。我是画画的。”每一个字都以“H”开头，我很紧张地看着她，担心她的假牙会再次掉下来。结果，她说的话我没听清，以为她叫花椒，想笑又不敢笑。
沥川很有兴趣地问：“太太，您画国画还是油画？”
“我这么老派，当然是国画。”
“评委里有一位画家，叫龙溪先生，也是画国画的，您老认识吗？”
“认识，他是我的学生。”
我的心一沉。评审团里的确有位大名鼎鼎的龙溪先生，浙派传人，在画界非常有声望。那么，这老太太一定大有来头。
然后，沥川忽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忙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在和老太太谈话时，他随手拿了个点心吃了一口。大约是吃快了，接着，他又咳嗽了一声，这次来得太急，竟来不及转身避开。
"I am so sorry. It happened before I could stop it.（译：对不起，我实在来不及回避。）"
绅士作风又来了。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明白，他是在为刚才的咳嗽再次道歉。我在心中暗笑：那老太太和沥川真是一对儿。一个太粗心，假牙掉了也不在乎，照样说话；一个太小心，咳嗽一声，道歉半天。
“老太太您慢坐，我陪王先生去一下休息室。”我拉着沥川，一阵风似地走了。
我们一起走到餐厅外的偏厅。沥川用手绢捂着口，还在不停地咳嗽。我看着他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碟子里的东西有芥末，你一向不吃的。这回怎么忘了？”
“我怎么知道那是芥末？”
“那你好些没有？”我有些担心了，“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去吧。”
“回去？酒会还没有开始。”
“说到底，竞标靠的是实力和设计。酒会上表现得再好也没用。”
“这话在国外说没错，在这里说我可没底。何况，这回是江浩天来找我帮忙，我现在走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都太不给他面子了。”
沥川是被江浩天一个电话叫来力挽狂澜的。可是，那个田小刚和谢鹤阳一直站在一起，态度显得比一般人亲密，不得不让人感到气馁。沥川在近十天的功夫里又是考察现场，又是勘测工地，还大搞文化研究，真可谓全力以赴、志在夺标。作为主设计师，他身上的压力其实最大。
“回到瑞士，也许你应当写一篇论文，题目是《一个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困惑》。”
他抬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
我凝视着他的脸，感觉有些晕眩。这是六年来我朝思暮想的笑容。此时如优昙乍放，令我几乎有了向佛之意。
他站起身来，我忽然发现他的手腕上还缠着纱布。难道，那道伤很深吗？三天了，还没有好？
“沥川，你的手——”
他打断我的话说：“小秋，明天就是新年。你能不能新年有新的气象？”
“这是啥意思？”
“你能不能将女权主义进行到底？”
“不能。”
刚才的一番调侃和玩笑让我仿佛回到六年前的时光，可是沥川一句话又让我感到突然来临的幸福正在急转直下。
“Just let it go， please.（译：让这一切都过去吧！）”他凝视着我的脸，“我求你。”
“No！”我断然拒绝。
他的目光渐渐有了寒意，表情忽然间变得冷酷，和六年前我们分手的那天一模一样。
就在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来中国。
就算CGP拿到了这个标，就算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沥川，对他来说，这也是个不值一提的数目。他犯不着为了这笔钱放弃手头的工作，放弃在医院的疗养，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。
他来这里，只因为二十天前，我在一次大醉之中又给他的老地址发了一封邮件。上面写了五个字，后面跟着一串惊叹号：
“沥川，你回来！！！”
那是在我们中断通信三年之后，我发给他的第一封邮件。发完了我就后悔了。实际上那封信在三秒钟后就弹了回来。系统显示说，对方地址拒绝接受这个邮件，系统将继续尝试投递云云。
所以，他回来了。因为我居然还没有忘情，所以他有责任，要在这个除夕之夜向我做个彻底的了断。
我的笑容消失了，脸在瞬间变得惨白。
“我已经定好了回苏黎世的机票。Presentation之后，马上就走。”
我冷笑，向他伸手：“我不信！机票在哪？给我瞧瞧。”
他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机票递给我。
我三下五除二地将它撕了个粉碎：“机票没了。”
我承认，我是疯了，我绝望了，我暴力了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再让沥川离开我！
“是电子票。”他说。
“那么，这一次又是一个永别？”我垂下眼，颤声地说。
“You need a closure.（译：你需要一个了断。）”
“告诉我上次你离开的原因。”
“……”坚固的沉默。
“沥川，你是不是得了很重的病？”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，“你知道，无论你得了什么病，我都不会在乎。我不在乎你只有一条腿，也不会在乎你有什么病。”
“我没什么病，不必为我担心。”
“那么，我要你看着我眼睛，”我凝视着他的脸，“看着我的眼睛，然后对我说：你，王沥川，不爱我。”
他低头沉默，片刻间，又抬起头，看着我的眼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：“是的，小秋。我不再爱你了。我希望你我之间的一切，在新年到来之前完全结束。我希望你彻底地忘记我，对我不寄任何希望，再也不要给我发邮件。你……能做到这一点吗？”
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缩小，顷刻之间，变成了一个硬核。
我说：“我能做到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？”
“我可以结束一切。不过，你得留在北京，留在CGP。”
他看着我，研究我的表情。然后说：“留多久？”
“留到我说你可以走为止。”
他想了一下，轻轻地叹气：“也许你需要一个过渡期。在此期间，你能否保证我们只是普通同事的关系？”
“我保证。”
“那好，我答应你。”他说，“But you must move on.”
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冷冷地站起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我快步走进洗手间，关上门，坐在马桶上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搞什么女权主义啊，我对自己说，对于沥川，我除了哭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在马桶上抽噎，神魂俱断、万念如灰、以为一个小时可以止住。等我终于哭完，摇摇晃晃地从马桶上站起来，已经过了五个小时。我用光了马桶旁边所有的卫生纸，等我来到洗手池跟前，看见镜子里面的我满脸是水、披头散发、双眼肿成了两个巨大的核桃。而我的眼泪，还没有止住，还在不停地往外流。我抱了一大卷草纸，不知怎地，悲从中来，呜呜咽咽又在门边哭了二十分钟，终于不再哭了。便用围巾包住脸，低头走出宾馆的大门。
有人走过来，帮我穿上了大衣。
我们默默地走到汽车旁边，他拉开车门，我迅速地坐了进去。
我翻滚的心绪在深夜冰凉的空气中渐渐平静。那人轻叹一声，俯身下来，替我系好安全带。
那一瞬间，我忽然说：“沥川，我要摸摸你的后脑勺。”
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我像考古学家那样，用手按住他的头，将他的头盖骨细细地摸了一遍。
他关上车门，坐到我身边，问：“为什么要摸我的头？”
“想知道你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。”